王文胜:《突不出的重围——在与“解冻文学”比较中反思“百花文学”》,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3.与注重情节和传奇性的小说不同,《陶渊明写〈挽歌〉》重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作家对其中所包含的复杂的哲学与文化因素的探求。作品没具体写陶渊明如何与官场的丑陋与黑暗抗争,也没渲染其中可能出现的曲折而复杂的情节,就小说而言,可以说作者并不强调小说的故事性,而更看重的是,以一种清晰的现代逻辑,将诗人思绪中朴素而深邃的哲理内涵展示出来。小说不仅要再现一个正直的古代文人的为人之道,还将展示其中的文化哲学基础……
与历史上诗人晚年的境遇相比,小说家赋予心爱的人物以较好的归宿。历史人物与现实理想也便在这里相遇了。鲁迅说他当年写《故事新编》是因为“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对历史生发的“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因此,作品的现实诱因与历史掌故只一步之遥:先是激发了小说家对历史的回想,而由他叙述的历史中,又倒映着自我的现实感触。虽不能简单地说《陶渊明写〈挽歌〉》就是对“大跃进”时代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的“影射”,但作品描写诗人对大法师专喜欢“装腔作势”,拿“大道理来唬人”的憎恶,对官场中“侍宴啦,陪乘啦,应诏赋诗,俗务萦心,患得患失”的不屑,对寒门素士在社会遇到的冷遇的不平,从一定角度也可说是作者出于现实生活的刺激而转向对历史的诉求,通过文学和历史来宣泄他对社会上那种“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的恶劣风气的不满,对生活境遇的不平之气,因为小说能勾起人们对现实与历史无尽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