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胜：《突不出的重围——在与“解冻文学”比较中反思“百花文学”》，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3.与注重情节和传奇性的小说不同，《陶渊明写〈挽歌〉》重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作家对其中所包含的复杂的哲学与文化因素的探求。作品没具体写陶渊明如何与官场的丑陋与黑暗抗争，也没渲染其中可能出现的曲折而复杂的情节，就小说而言，可以说作者并不强调小说的故事性，而更看重的是，以一种清晰的现代逻辑，将诗人思绪中朴素而深邃的哲理内涵展示出来。小说不仅要再现一个正直的古代文人的为人之道，还将展示其中的文化哲学基础……
与历史上诗人晚年的境遇相比，小说家赋予心爱的人物以较好的归宿。历史人物与现实理想也便在这里相遇了。鲁迅说他当年写《故事新编》是因为“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对历史生发的“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因此，作品的现实诱因与历史掌故只一步之遥：先是激发了小说家对历史的回想，而由他叙述的历史中，又倒映着自我的现实感触。虽不能简单地说《陶渊明写〈挽歌〉》就是对“大跃进”时代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的“影射”，但作品描写诗人对大法师专喜欢“装腔作势”，拿“大道理来唬人”的憎恶，对官场中“侍宴啦，陪乘啦，应诏赋诗，俗务萦心，患得患失”的不屑，对寒门素士在社会遇到的冷遇的不平，从一定角度也可说是作者出于现实生活的刺激而转向对历史的诉求，通过文学和历史来宣泄他对社会上那种“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的恶劣风气的不满，对生活境遇的不平之气，因为小说能勾起人们对现实与历史无尽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