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说，具有更多的社会思想的色彩，同司马迁的历史时代的划分有所不同。
三、关于时与势
“时”与“势”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也是很重要的。《周易·彖上·贲》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表明“时”与“天文”有关。这里说的“时”，当是四季时序之意。《周易·彖下·恒》称：“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意谓“四时”之“时”的变动性、恒久性及其对于天地万物的意义。《周易·彖下·革》又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是把“时”与人事联系起来，指出“时”对于后者的重要。《周易·彖下·丰》又说：“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是进一步说明“时”对于人事的重要。史学家吸取了《周易》关于“时”的观念，并运用于历史撰述、历史解释之中。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他很看重人的活动与“时”的关系，意在赞颂那些“不失时”的历史人物。魏徵主编《隋书》并作史论，称赞隋初开国功臣李圆通、来护儿等人时指出：“圆通、护儿之辈，定和、铁杖之伦，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27]这就是说，杰出人物的出现，除了自身的条件外，“遇其时”乃是重要的客观条件。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十分关心具体的历史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