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物，幻想着有一天能模仿他，也在大凌河两岸到处乱走，顶着大风，边走边唱。后来，我甚至把这个情节写进了自己的散文《苏联歌曲》，我写了特别爱唱歌的海芳姐，“文革”中因不能加入中学的宣传队而精神失常，只好回家给生产队放羊，但她还是一边放羊一边唱《喀秋莎》和《小路》。所以我特别引证了《第三代》里的情节，写道：“林荣之后，在我和萧军的故乡，又一个把俄罗斯歌曲唱成辽西歌谣的人，我觉得就是海芳姐。”
确实，我和萧军都是辽西人，这一点很重要。
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林荣也是萧军的自画像，无论他的人生还是创作，其全部神韵与美感正在于流浪和漂泊。回顾“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小说家艾芜仿效高尔基，写生存的流浪汉；散文家梁遇春仿效兰姆，写精神的流浪汉，可他们最多只是写，而萧军不仅同样有写流浪汉的传世作品，他自身的生存与精神方式，也似乎奔涌或燃烧着发自生命本真的流浪汉气质。那种气质总让我想起惠特曼及其《大路之歌》——
走哇，带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风雨，
带着健康、勇敢、快乐、自尊和好奇。
梁遇春当年论西方的流浪汉，曾把惠特曼的《草叶集》称作“流浪汉的《圣经》”，而在萧军身上和他的作品中，我们则会感受到来自关东大地无边旷野的强劲苍莽的“草叶”气息，他有一个独属于中国本土的流浪汉的灵魂。这也许就是萧红评价他时所说的“强盗的灵魂”——不讲礼法、毫无机心、任性顺情、自由飞扬。是的，在所有关于东北流亡作家的回忆和讲述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萧军，他体现了自身的丰富性与具体性——他可以扑倒在鲁迅的灵前失声痛哭，也可以在大上海的草坪上挥拳动武；他可以从哈尔滨的小旅店救出沦落无助、苍白凄婉的萧红，也可以在大西北的黄河边坦荡忘情地追求世家少女；他可以在革命圣地傲然拒绝毛泽东的挽留和礼遇，也可以率性上书、甘犯众怒为王实味辩解；他可以在陕北尘土飞扬的大风中和共产党的领袖饮酒高歌，也可以辞官不做，倾慕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