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还要将山西大同的首都，迁到洛阳去，那些贵族死赖着不走，其中的坚定顽固保守派，过去凭藉武力，为所欲为，如今却要受汉人官员的制约。嫉恨文明的同时，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劣强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在“文革”期间受辱于无知的群众，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好一点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一点的，就是敌对仇视，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伏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