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刚开始时，我对斯坦利描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重重挑战：没完没了的面谈，从外部雇来的调查机构，董事会考虑过的诸多候选人，还有六个月里来自公众的无休无止的监视。“选拔调查进行得很彻底，”我说，“他们在最终人选上投入了很多时间。”我想让罗伊彻底明白，他的起诉毫无依据，胜算很小。
他与我把旧话提了个遍，重复完他的陈词滥调之后，又重述了一遍罗伊对迈克尔本人和前几年公司运营情况的不满。我没有和他争辩，而是听他把话说完，然后重申，所有这一切都已是过去，且董事会的竞选过程也是合理合规的。谈话快要收尾的时候，斯坦利收起了一些锋芒，他表示，造成这些仇怨的主要原因是，虽然罗伊为了抗议而先发制人地提出了辞职，但迈克尔还是援引董事会的强制退休年龄规定把他挤下了台，这种做法对人很不尊重，也让罗伊感觉自尊心受辱。斯坦利说，罗伊与这个他曾经看成自己家的地方的纽带已经剪断。他责怪董事会，在他当初发起罢免迈克尔的运动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虽然董事会最终还是挤走了迈克尔，但是罗伊觉得，他本人也在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谈话收尾时，斯坦利告诉我：“如果你能想出任何让罗伊回来的方法，那我们就取消诉讼。”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会谈一结束，我便把电话打给了乔治·米切尔。乔治也很想早点把这一章翻过去，于是恳求我想出解决方法来。我回电给斯坦利，告诉他说我想和罗伊直接谈话。虽然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我认定，往前推进的唯一方法，便是跟罗伊面对面把误会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