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能够很轻松地从近现代书画家里找出相似的例子，并且把对祝、董的评价套用在他们身上。比如书家沈尹默与沈增植。沈尹默近于“正”，所以“骨韵虽清而又未能尽变”；沈增植近于“奇”，所以逸气淋漓而逊于清正。画家吴昌硕与吴湖帆也是一“奇”一“正”的代表，前者豪纵，后者矜持。这一点足以说明，“奇”与“正”，无非是人性的两个侧面。
王澍还说，祝枝山由于“豪纵宿习”“风骨未清”，所以作品中往往“多带俗韵”，“故其狂草多见赏于俗子”。这么个说法，就不是通透之论了。王澍本人的天性近于“正”，因而只看到“奇”而不“正”易入于“俗”，殊不知董其昌的“正”而不“奇”，“未能尽变”，何尝不是产生“俗”的另一个主要根源？
不仅个人禀赋有“奇”“正”之偏，时代也有“奇”“正”之偏。盛世常有清明正大之气象，习见温雅驯良之人物，乱世则每见激宕怪戾的风气，多产钦奇磊落之逸士。清末民国以降，百多年中动荡至极，尚奇好异之风炽然，因此“奇”有余“正”不足的吴昌硕、沈增植之流风云际会，推崇慕习者众，“正”有余“奇”不足的吴湖帆、沈尹默之辈则声势未能与之抗衡，此则时代使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