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言道：“一马不行百马忧。”完全人治哲学，就会造成这种现象。这现象当然不大可取吧？
原载1942年5月17日重庆《新民报》
“诗的报应”，我们要有“诗”了
丘吉尔演说，称英美空军向德进攻是“诗的报应”。这个名词很新鲜。这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有点更改，才更恰当些，要说是鼓词儿的报应。
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这说法大概为中国人所接受，也就是丘吉尔所说的“诗的报应”。我们的千万城市被日本轰炸了五年多，我们老早就有了心愿，有一天要把这些炸弹送回去，“请君入瓮”。虽是美国人以直报怨，已经让东京火烧了两天，那究竟还是美国的“诗”。我们不能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我们应当有我们的“诗”。要知道，我们国内有许多“诗人”，美国还有我们许多新“诗”人。这些“诗人”，他不会不放出天籁，不会不知道什么是他们不朽之作。所以我相信我们将有好诗。这好诗也许不会十分遥远就出来。
可是丘吉尔首相所说的“诗”，我以为，也不应当专以德国人为题。由去年十二月七日起，日本人已送很多“诗”给大不列颠了。而英国人还不曾给他一首呢。
原载1942年5月19日重庆《新民报》
宋高宗
“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这已是人生大患。世上竟有人反过来，恶善而能去，善恶而能用的。照说，这种人是无成功可言，而他也偏偏能成功。我们在历史上随便举几个例，便是宋高宗赵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