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如此，故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他们不是畏懦不前，便是变节投敌，而奋起匡救、蹈义殉国者如凤毛麟角。西晋惠帝时，祸起萧墙，狼烟四起，国家有累卵之危，人民遭涂炭之苦，所谓高门大族者曾不以此为念。琅邪王戎居官尚书左仆射，拜司徒，位总鼎司，“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从弟王衍位至太尉、尚书令，及司马越卒，众人共推他为元帅，率兵御敌。当此危难时刻，他始而极力推辞，继而畏敌如虎，致使20余万晋军主力遭石勒围歼，全军覆灭，积尸如山。王衍被俘，石勒问以晋乱之故，他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衍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又“自说少不予事，欲求自免”。并趁机献媚取宠，劝石勒称尊号。面对如此贪生怕死、奴颜婢膝的无耻之徒，石勒愤怒斥责道：“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予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又感慨系之地说：“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乃使人于黑夜排墙填杀之。唐人房玄龄撰《晋书》，合王戎、王衍为一传，著论评述说：“戎则取容于世，旁委货财；衍则自保其身，宁论宗稷。”[122]琅邪王氏是西晋最为显赫的高门大族，其苟容处世，自保其身，不顾宗庙社稷如此，其他大族概莫能外。后赵谋臣张宾曾对石勒说：“自将军神旗所指，衣冠之士靡不变节。”[123]高门大族无仗节死义之道，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