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明、武和官人、信赏、必罚,是一种内和外的关系。前三者,是人君的内在素质。后三者,是人君行使权力,施之于外。司马光说:“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36]归根结底,司马光的历史观是“君心”决定历史盛衰论。
“礼”是人君仁、明、武的体现,又是用人、赏功、罚罪的依据。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在封建等级的礼制上,因此“礼教”的保存或破坏,就成了衡量一个社会盛衰的标尺。《资治通鉴》开篇说: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在这里,礼的根本在分与名。那么礼与分、名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司马光说: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
在这里,所谓“名”,是概念;“器”为具体的事物。以具体的事物,如君与各级官员的物质待遇俸禄、爵位名号相应的服饰车马、仪仗乐舞等,以这种种差别显示出等级来,这就是“分”。所以司马光说:“非器不显”。他以为用了这种办法,“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这又是说“礼”是根本。但下面又说:“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事实是,名器是由于等级礼制的破坏,才会错乱、亡失。司马光在哲理上,不只是颠倒“名”与“实”的关系,而且表现出思维相当的混乱。历来史学家只应取其基本用心,即维持封建等级制度的“礼”,才能使社会安定、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