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明、武和官人、信赏、必罚，是一种内和外的关系。前三者，是人君的内在素质。后三者，是人君行使权力，施之于外。司马光说：“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36]归根结底，司马光的历史观是“君心”决定历史盛衰论。
“礼”是人君仁、明、武的体现，又是用人、赏功、罚罪的依据。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在封建等级的礼制上，因此“礼教”的保存或破坏，就成了衡量一个社会盛衰的标尺。《资治通鉴》开篇说：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在这里，礼的根本在分与名。那么礼与分、名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司马光说：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
在这里，所谓“名”，是概念；“器”为具体的事物。以具体的事物，如君与各级官员的物质待遇俸禄、爵位名号相应的服饰车马、仪仗乐舞等，以这种种差别显示出等级来，这就是“分”。所以司马光说：“非器不显”。他以为用了这种办法，“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这又是说“礼”是根本。但下面又说：“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事实是，名器是由于等级礼制的破坏，才会错乱、亡失。司马光在哲理上，不只是颠倒“名”与“实”的关系，而且表现出思维相当的混乱。历来史学家只应取其基本用心，即维持封建等级制度的“礼”，才能使社会安定、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