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嘉祐三年(1058),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言书的。结果,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
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他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踞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馀”,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的,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给西夏的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番邦的银、茶、绢、帛、衣着的沉重负担。王安石给仁宗上的万言书,石沉大海,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但现在,处于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