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理论在它所引起的反应的方面有着比它本身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德国在19世纪发展了“有机唯心主义”的哲学，而它们在今天则已成为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辩解。关于人性的构成的理论在理论上和在实际上都把政治和道德建立在所谓人性的构成之上，而这些理论是具有它们的弱点的。那些“有机唯心主义”的哲学便以这些理论的弱点来作为它们自己的开端和出发点。如果要对这种反应的形成与实质作一个适当的说明，这就会使我们涉及一些专门的问题。但它的基础是简单的。
把政治和道德权威的根源置于人性之中的企图曾被认为是骚扰、混乱和冲突的根源；——这是一种把社会制度与个人关系建筑在最不稳定的流沙之上的企图。同时，陈述这个新观念的哲学是新教徒和北方人。所以他们的反应并未促使他们去接受罗马教会的主张来作为屏障以抵御极端个人主义观念和政治上的腐化倾向。
法国革命，以及其放纵无度，在德国一致被认为是企图把权威置于没有约束之地的逻辑结果。因此，它就被当作是这种主张所具有的内在弱点的一个实际的大规模的实例。能够用来替这种主张辩护的东西，最多也只是那些能用来辩护法国革命的东西——说它有助于避免已经发生的弊病。作为一个积极的和有建设性的原则看来，它是一个悲惨的幻想。说明这个革命的正式信念的《人权宣言》被认为是一堆错误主张的一个概述，它产生了这个时代的一切独特罪恶。如上所述，这种反抗没有接受教会的主张来作为它的批判和它所建议的建设性的措施的根据。它本身深受它所反对的个人主义所由产生的那些条件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的估价，希腊中古观念的代表们批评说，这个运动本身是严重的“主观主义”的。它树立了一个“绝对的自我”“心灵”“精神”来“调和”自由与权威，个性与法律，而人类是这个“绝对自我”等个别的、部分的体现，社会制度、国家、历史进程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和圆满的体现。既然历史是最后的裁判法庭，既然它代表着绝对精神的运动，那么诉之于武力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就并不“真实地”是诉诸武力，而毋宁说是绝对理性的最后逻辑。个人主义的运动是引导人们去承认“精神”和“人格”在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构成中的第一性和最后性的一个必然的过渡的运动。德国的有机唯心主义要保留这个运动中一切真实的东西，把它提高到绝对“自我”和“精神”而减除它所具有的错误和危险。这个运动中有许多专门性的东西；许多有关它的细节只能由于特殊学术上的理由才能加以解释。但是它的核心乃是它的那种替个性和自由寻求一个“高级的”理由的企图，而个性与自由乃是同法律与权威融合在一起的，它们必然是合理的，因为它们是“绝对理性”的体现。当代的极权主义便毫无困难地发现了，体现在德国国家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从一切实用的目的看来，都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的合适的代替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