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本人相当欣赏他的诗作，录三百篇，曰《御览集》。皇帝为作家编书，这对一个文人来说，是极高的褒誉了。记得郭老晚年，唱和领袖的诗作，连篇累牍，甚是卖力；可未见到毛主席对其作品（除了抗战时期的《甲申三百年祭》外），有什么只言片字的称道。相反，倒有“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之类的讽喻。王渔洋则不同，诗写到被皇帝亲自编纂的地步，那还了得，有了这份殊荣，他不想当官也不行了。于是，翰林院侍讲，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一纸一纸的委任状颁发下来，升官加饷，晋级提职，终于达到士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境界了。
“学而优则仕”，是古今文人奉为圭臬的行动指南，所以，一个个苦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为之孜孜钻营，削尖脑袋，为之苦苦奔走，洞穿鞋底，博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也就不枉十年寒窗了。直到今天，仍旧是很多作家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最起码要在各级文联作协担当一个职务吧！当代作家心气比较高，文而优则仕，其目的不仅仅当个什么玩意，而在乎当了什么以后，追求那羊群里的骆驼，高人一等的感觉，立刻与原来论哥儿们的作家，不一个成色了。前排就座，学问见长，指手画脚，像模像样。当上了官，自然水涨船高，作品容易发了，书籍容易出了，自己也认为确是文坛扛鼎之辈了。当然，谁也不会相信，官位到手，学问就大，大权在握，文章就好，职务提升，才气就高。然而，他偏这么以为，捧臭脚的果然也就这样认为，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当代版《笑林广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