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她会因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与我们抗到底，这我相信。可说她会因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开口？我想不通，想不通。”郭晓安插了个嘴。
“一个‘想不通’就说明你够笨了，还给我来了两个‘想不通’。”蒋运开说。“听没听说过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没听过？这更说明你笨。”蒋运开开始解释“囚徒理论”：
“我们审讯学的理论认为，合伙作案的疑犯，在审讯时都是可以突破的。为什么？就在于同案犯要面对这个难以克服的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两位研究员研究博弈理论时，设定这样一个场景：两个涉嫌犯罪的同案犯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即成了囚徒。警察知道是两人共同作的案，但暂时没有足够的证据。于是负责审讯的警察分别告诉每一个嫌犯：现在我们手上的证据并不充分，但如果你们两人都抵赖，足够各判你们一年有期徒刑；如果两人都坦白，那我们证据就充分了，那可能各判你们每人8年有期徒刑；如果你们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死不交代，那坦白的作为污点证人，可以释放不判期，而死不交代的，因为我们有了污点证人的证词而得到了充分的证据，就会判十年有期徒刑。你们现在好好想想吧，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这时，每个嫌犯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死不交代。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嫌犯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不交代、自己坦白的话，可以释放；如果同伙坦白、自己也坦白，虽然都要判八年，但大家心理平衡，自认话该。况且判八年，比起如果不交代对方坦白了自己要领的十年刑，坦白还是比抵赖的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经济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有利己的心理，都在寻求最大的自身利益。因此，每个囚徒都会选择坦白的。我想，如果我们能恰当地运用‘囚徒困境’规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突破岳守琴的案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