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
克莱因首次将创意与深层的早期焦虑连结在一起；她认为对创作的急切渴望是来自毁灭性攻击之后，想要恢复和修复被伤害的客体之冲动。几年后，这个想法在她的忧郁心理位置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本文预示了一些日后的理论建构。举例来说：她谈到（p.217），在发展中，对母亲会攻击自己的恐惧，致使个体害怕失去真实而慈爱的母亲，这正好预告了克莱因后来对于焦虑内涵的演变，从偏执－类分裂变成忧郁心理位置的解释。
在后期著作《嫉羡与感恩》（1957）中，克莱因再次着眼于创造力的问题上，但是透过另一个角度解析。她在该文中推定个体经验到的第一个具有丰富创造性的客体就是哺育中的乳房，她也说明过分嫉羡对于创造性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十二章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本文把一些概念精致化。一开始克莱因认为焦虑主要是抑制了能力，然而过不久，在《早期分析》（1923）里，她认为发展进程取决于焦虑解除的程度。与本文同一年发表的文章《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中，她有着更深入的思考，认为焦虑会激发创造力。从这篇针对儿童病患之精神病历程分析当中，她证明了焦虑和焦虑的修通是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成为她后期理论的核心想法。此外，在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理论中奠定地位的重要概念——投射认同，也在本文对象征形成与自我最初的防卫模式之说明中正式登场。她指出符号形成、符号等同（symbolic equations），以及认同作用的早期形式，是个人与外在世界关系的基础。她描述了自己的主张，认为自我最初的防卫模式是一种逐出的机制，比潜抑更早出现，两者有着基本的差异；这种防卫的任务是对抗攻击及攻击所引发的焦虑；施虐性会给个体危险的感觉，害怕遭到被攻击客体的报复，导致自我必须把施虐性驱逐到客体身上，借此保护自己并摧毁客体。克莱因后来对这些观念的应用，记载于《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的批注中。